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湖畔薄雾微漾，第一次坐在多国代表面前的中国代表团显得气势十足。一位着中山装、神情自若的女士敏捷翻看手边资料，她就是新闻司长龚澎。两排桌子的另一侧，副团长乔冠华挥笔疾书，被同事们称作“能把外交辞令写成散文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对当时名震国际的“外交搭档”，真正走到一起，竟与一次轻松的“禁烟插曲”有关。

倒回十二年前的冬天，重庆上清寺的周公馆灯火通明。《新华日报》刚刚出完头版，夜色里仍能听见印刷机的轰鸣。周恩来握着水杯踱步，他对国共两党舆情了如指掌，却唯独对一件“小事”犯愁——报社里两位骨干，一个才华横溢、出手就是万字评论，一个沉稳干练、三国语言信手拈来，人人都说他们是“革命战壕里最配的一双”。然而两位当事人却把感情埋得比绝密电报还深，弄得总理连叹数声：“忙工作可以，可总不能把婚事也公事化吧？”

乔冠华其实并非不动心。他曾在香港失去过一次爱情，心口还留着旧伤。他怕自己再度莽撞，尤其担心让刚痛失丈夫的龚澎重蹈覆辙，于是碰到她，不是谈社论就是谈国际形势。久而久之，对话变成了“公务格式”：开头一句“龚司长请批”，结尾一句“乔编辑已阅”，弄得办公室其他同志哭笑不得。

有意思的是，最先察觉气氛微妙的并不是同事，而是周恩来办公室门口那块“请勿吸烟”的木牌。乔冠华写稿熬夜，常把香烟当点心吃。一天傍晚，他正准备点火，被龚澎轻声提醒：“乔同志，这里禁烟。”一句话说得他连忙用手背遮住火柴头，尴尬却又暖心。外人看来，这是“戒烟提示”；在周恩来看来，却像一束求救的信号：两个人的关系不破冰，再好的配合也缺点什么。

不久，总理借开会之名把两人叫到书房。茶刚倒好，他突然抬头：“冠华，这里禁烟，你不会难受吧？”被点名的乔冠华下意识去掏烟，尴尬地悬在半空。龚澎会意，笑着解围：“西方人常说‘不抽烟情绪就低’。”一句看似寻常的调侃，把屋里气氛一下点燃。周恩来哈哈大笑，顺势补刀：“我这禁烟不禁婚，要是还犹豫，你们就把烟点上，我帮你们解禁。”寥寥数语，一场迟到的爱情从此明朗。

确认关系后，两人并没有急忙举办婚礼，反而更加埋头工作。1943年夏季，《新华日报》面对外界封锁，纸张奇缺。乔冠华连夜缩排版面，龚澎则用英文向外电社发稿，为报纸争得了额外纸额。有人揶揄他们不谈情，龚澎一句话堵回去：“革命年代，浪漫就是把稿子提前送印。”同年秋天，两人在简陋的办公室举行了极简的结合仪式，毛泽东远在延安，发来十六字贺电：“天作之合，锦上添花，伉俪同心，外交有家。”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不到一年就带队赴联合国筹备会议，曾用英语反问西方记者：“谁说中国没资格？历史自己会作证。”龚澎则成为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她写过一份《关于记者招待会流程的建议》，今天外交部发布会仍沿用其要点。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大厅首次响起中文发言时，乔冠华的宣读稿件正是龚澎连夜修改的，两人配合默契，连外媒都感叹“夫妻档胜过智囊团”。

1969年后，龚澎积劳成疾。301医院病房里，她常陷入昏迷，每次苏醒都拉着丈夫的袖口低语：“文件……别耽误。”乔冠华红着眼眶答：“都批了，放心。”1970年5月，病情恶化，周恩来赶到病房，轻轻放下手杖，声音低沉：“手术，必须做。”这是他第二次，为这对自己亲手促成的夫妻当“主心骨”。遗憾的是，病魔并未宽容。9月20日，龚澎停止了呼吸。乔冠华走出病房，腰背像被霜雪压弯，却仍佩戴那支常年不用的钢笔，因为笔帽里夹着妻子当年手写的“慎言”二字。

龚澎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第一室，这是少见的待遇。外电评价她“以一敌百”，乔冠华却轻声说：“她不是战士，是灯塔。”此后几年，他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到新闻司的传统，却极少谈及个人往事。1976年中美会谈间隙，美国记者问：“乔部长，您夫人是怎样的人？”他停顿片刻，只答两个字：“坚强。”不再多言。

历史的注目常聚焦宏大战役，却鲜少记住幕后柔情。那块“请勿吸烟”的木牌早已不知去向，但当年书房里的笑声、乔冠华那只尴尬的打火机，以及周恩来一句幽默的“禁烟不禁婚”，仍在无数老外交官的回忆里闪亮。因为它们提醒人们：在最风云动荡的年代，革命者也需要爱情，而真正的爱情，往往伴随共同的信仰与责任，在硝烟与谈判桌之间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