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4日传遍了延安，党校的同志们和当地人民一道，连续数日沉浸在欢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喜悦中。然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气氛，仅维持了一天便被战火打破。

和平背后：暗流涌动

就在举国欢庆胜利的隔日，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山西军阀阎锡山便迫不及待地撕下了和平的伪装。他直接下令，集结其麾下的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等五个整师以及各种杂牌武装，总兵力超过一万七千人，从临汾、浮山、翼城三路齐发，大举进犯我晋东南上党地区。短短数日，截至8月21日，阎部便先后攻占了长治以及周边襄垣、潞城、长子、屯留、壶关等多个县城，其意图昭然若揭——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远在延安，当我们将领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无不义愤填膺。包括我在内，陈赓、陈锡联等同志当即向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请示，希望能尽快返回前线，严惩这些趁火打劫的“强盗”。刘邓首长当时透露，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正在紧急商议对策，因为事态并非仅限于阎锡山一隅。蒋介石领导下的各路国民党军队，包括远在大西南的部队，都已开始蠢蠢欲动，向我解放区发动攻势。邓政委一语道破玄机，指出蒋介石一面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却大肆派兵进犯我解放区，其险恶用心显而易见。刘邓首长随即要求我们做好准备，等待通知，争取以最快速度重返太行前线。

秘密空降：直抵前线

很快，通知在1945年8月24日便抵达了我这里，命令我次日上午八时到延安东关机场集合，并且特别强调，不准带任何随员，也不准带家属。接到这个消息，我内心无比激动。虽然有同志好奇地问我去哪里，和谁同行，但我都守口如瓶。因为当时乘坐飞机出行，是严格的军事机密，不容泄露。当晚，我与并肩学习的战友们以及我的爱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权作一番话别。

次日，也就是1945年8月25日上午八时多，接到通知的同志们陆续抵达机场。现场来的都是“光杆司令”，没有一个人带着随员，阵容堪称豪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滕代远、肖劲光、张际春、陈赓、陈锡联、杨得志、王近山、李天佑、邓华、宋时轮、傅秋涛、江华、聂鹤亭、邓克明、黄华，以及我本人，总计二十一人。

停在机场跑道上的，是一架美国制造的绿色螺旋桨飞机。这架飞机原本是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提供服务的。抗战期间，蒋介石名义上是盟军中国战区的统帅，美军将领史迪威则担任参谋长。据说，史迪威曾要求蒋介石将那些用于封锁共产党的部队调去抗日，但蒋介石对此断然拒绝。史迪威无奈之下，便向延安派出了观察组，直接与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建立了联系，尽管后来他本人被撤职回国。

天下的事情总是充满着复杂与奇特。美国当局一方面正动用大批飞机，协助蒋介石运送部队，准备向我解放区发起进攻，意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而我们，却恰恰乘坐着一架美国飞机，急返太行，准备反击入侵的国民党军，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

杨尚昆同志在机场招呼我们登机，并详细叮嘱了注意事项。对我而言，这是人生第一次坐飞机，感到非常新鲜。我们钻进狭小的机舱，分坐在两边的铁质座椅上，个子高的人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这确实是一架普通的运输机，专为观察组运送物资。我们系好安全带，有些人还戴上了安全帽，等待起飞。不久，螺旋桨发出巨大的“呼隆隆”声，飞机在坎坷不平的跑道上颠簸着加速滑行。接着，它便猛然离开地面，腾空而起，那一刻让我们所有人都提心吊胆。透过狭小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本想最后再看一眼延安，看看宝塔和党校，结果什么也未能看清，飞机已经迅速地离开延安，朝着东方飞去。告别了，延安！

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们在飞机上都静静地坐着，很少互相交谈，说话也听不清楚，感觉耳朵里仿佛塞满了棉花。刘邓等首长们也同样静默，有的向窗外凝望，有的则闭目养神。我们无法看到驾驶舱里的美国飞行员，他们或许根本不知道，这架飞机上竟坐着如此多的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不知是谁突然说了一句：“大家系好安全带，飞机要降落了！”随着飞机盘旋下降，一阵“咚咚”的剧烈震动，飞机终于平稳着陆。我那颗悬着的心也终于平静下来。下了飞机，我们才得知，这里是黎城东阳关附近的长宁简易机场。稍微休息了一下，陪同我们前来的黄华同志便乘坐飞机返回了延安。刘邓首长随即派人护送陈毅等同志前往冀鲁豫地区，而我们则径直赶往涉县的赤岸村。

赤岸村，作为抗战后期一二九师师部的所在地，坐落在涉县境内的清漳河畔，两岸的太行山脉高耸入云。山坡上，核桃、柿子、山楂等果实累累，村里的群众仍在唱歌演戏，一派胜利后的欢乐景象。刘邓首长抵达赤岸村后，顾不得长途飞行的疲惫，立即前往司令部了解当前战局，随后便召集我们开会，研究部署作战问题。

上党烽火：兵不厌诈

当时全国的局势确实相当严峻。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的部队正向徐州方向开进；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部队则在郑州、新乡一带集结，准备沿着平汉线北进；第二战区傅作义部在占领我归绥、集宁两城后，又继续向察哈尔进犯；胡宗南部队的先头两个军在风陵渡北渡黄河之后，沿同蒲路、正太路向石家庄方向挺进；而阎锡山部队则趁机侵占我上党地区。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蒋介石正在全面调兵遣将，试图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了争取和平，党中央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中央也明确指示我们部队，对于那些胆敢进犯的敌人，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痛击，彻底干净地将其消灭，决不能被反动派气势汹汹的态势所吓倒。

刘邓首长在会议上指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同蒲、平汉两条战线上的敌人向北推进，尤其是平汉线。因为安阳以北的广大地区，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解放区。然而，如果上党地区的敌人不被消灭，我们在平汉线上作战就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刘邓首长决定，首先集中兵力，解决侵犯我上党地区的敌人，以解除后顾之忧。为此，他们决心集中太岳、太行和冀南部队的主力，打好这场关键的战役。刘邓指出，我们“三陈”都在这里，陈赓是太岳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是太行纵队司令员，而我，陈再道，则担任冀南纵队司令员。首长命令我们立刻返回各自部队，进行全面的战斗动员。

我们当即表示，请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尽管放心，这一仗我们一定打好。这里插一句，“师长”这个称呼在当时其实已经不适用了，但我们长期以来都习惯用这个称谓来称呼刘伯承同志。事实上，在我们离开延安之前，即8月20日，中央就已经作出了新的组织决定，成立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邓小平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局书记，薄一波同志为副书记；刘伯承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同志为副司令员；邓小平同志兼任政治委员，薄一波兼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同志则兼任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李达同志出任参谋长。该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

此时，王宏坤同志率领的冀南部队已经在冀南地区，对敌伪占据的城镇据点展开了攻势。到了九月初，由杜义德、孔庆德率领的冀南纵队五个主力团，已经成功跨过平汉铁路，正向涉县河南店地区开进。我在河南店与杜义德、孔庆德、寇庆延等同志会面。他们所率领的包括一团、十一团、二十二团、二十三团和二十五团，这五个团都是我军的精锐力量。其中，一团是原冀鲁豫一分区的基干团，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善战闻名；十一团是原新四旅的部队；二十二团、二十三团则属于原新八旅；而二十五团是原新九旅的部队。这些部队在1942年环境异常艰苦之时，曾分散在各个分区进行活动，直到局部反攻开始后，才陆续集中起来并得到充实。经过八年抗战的磨砺，他们的军事和政治素质都非常过硬，求战情绪更是高昂。唯一的不足是装备相对较差，大多数武器都是普通的步枪、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少数掷弹筒和迫击炮。他们身上穿的也都是冀南地区生产的棉布军服。相比之下，我身上那套延安统一配发的崭新细布军服，倒是显得格外醒目。

我和杜义德、孔庆德随即召集了各团的团长和政委开会。会上，我向大家传达了刘邓首长关于上党战役的决心和具体部署，明确要求大家务必打好这场战役，彻底歼灭入侵上党地区的敌人，以此配合毛主席在重庆的和平谈判。与会的团干部们，如罗仁泉、崔子明、赵鹤亭、陈中民、赖大元、李地山、范朝福、吕深、曹光岩等，都纷纷表态，坚决完成任务。会后，我们又向部队进行了详细的战前动员。指战员们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决心要与侵犯之敌来一场真刀真枪的较量。

攻克潞城：血与火的较量

1945年9月7日，刘邓首长正式下达了关于上党战役作战的第一号命令。紧接着，刘邓首长又召集我们，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部署。刘司令员明确指出，我们的策略是先攻打长治外围的各个敌占城镇，如果长治城内的敌人出动增援，我们就在野外将其歼灭；如果敌人按兵不动，我们就打掉外围所有大小据点后，再集中全部力量攻打长治城。当时，史泽波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长治城内，因此，我们采取先打分散且力量较弱之敌，再攻打集中且力量强大之敌的战术，是完全正确且符合实际的。

9月7日当天，我们冀南纵队从河南店地区出发，于9日夜晚顺利抵达长治西北方向的沿村一带。沿途，前来参战的民兵和广大群众，与部队一同涌向前线。这支庞大的队伍中，有手持枪械的民兵，有抬着担架的青壮年，也有负责运送粮食和手榴弹的男女老少。这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我们参战的部队虽然只有三万多人，但如果算上数万民兵和支援前线的群众，我们的力量比敌人强大得多。

在我们的配合下，太行纵队在攻克襄垣之后，随即挥师南下，于9月9日将屯留城团团围住，并于10日凌晨发起了总攻。刘邓首长命令我冀南纵队部署在屯留至长治公路之间的崔邵村、禄村一带，准备阻击和打击由长治前来增援屯留的敌人。部队从沿村向崔邵村前进的途中，还顺势攻占了呈史敌据点，歼灭了敌人一部分兵力。9月11日上午，长治城内的六千多名敌人向屯留方向增援。他们的先头部队进至呈寺村时，遭到我二十五团的猛烈攻击，被我军击退。当天下午，敌人再次向呈寺村发起攻击，又一次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当夜，屯留城被我太行纵队一举攻克，城内守敌被全歼。长治的援敌闻讯后，立即向长治方向溃逃。

在追击溃敌的过程中，我二十五团和十一团成功地截歼了敌人一部分。9月13日，太岳纵队开始攻击长子县城，而我冀南纵队和太行纵队则奉命负责打援。我率领部队迅速进抵长治、长子之间的师庄、张祖村地区，严阵以待，准备打击由长治增援长子之敌。我告诫部队，一旦发现援敌，切勿过早开枪，必须等待其进入我军预设的伏击地带，彻底切断其退路后，方可实施攻击。这时，攻击长子城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炮声清晰可闻。我焦急地等待着援敌出动的情报，但始终没有消息传来。足足等了两天两夜，长治的敌人也未见出动。我心想，史泽波这次真是学“乖”了。敌人不出来，仗就打不起来，指战员们都非常着急。有的团长甚至跑来问我：“陈司令，人家打得挺热火，我们在这里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要不向上级反映一下？”我只说了一句：“少罗嗦，听指挥。”其实，我当时心里比他们还要着急。

终于，9月15日，刘邓首长下令我冀南纵队攻击潞城县城，以防止该敌向长治方向逃跑。接到命令后，我立即率部向潞城方向急行军。潞城，距离长治约三十多华里，位于长治的东北方向。这座县城由敌六十八师的二零三团第三营，以及潞城、陵川县的几个保安队和还乡团近千人驻守。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县城在反攻初期，曾被我太行军民攻占，但不久后又被阎锡山的进犯军纠集伪军和地主武装重新侵占。

潞城虽然不大，但城墙有两丈多高，阎军占领后，便加紧了工事的增修。潞城县的广大人民对这些进犯军恨之入骨，纷纷报名参军，积极投身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在群众的广泛支持下，潞城县大队很快就壮大成为一支独立的团级武装。

我们几位领导对攻城方案进行了研究，最终确定由二十二团和二十三团担任主攻任务。这两个团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冀南三分区活动时，曾多次攻克县城，积累了丰富的攻城经验。我们命令二十三团从西面发起攻击，二十二团从南面担任主攻；而潞城独立团则从北面进行助攻；十一团被指定为预备队。十一团和二十五团则负责包围长治以北的张庄、南垂等敌据点，并承担打击长治出援之敌的任务。潞城当地的武装力量也积极配合我们的作战行动。

作战任务下达后，主攻团的领导同志们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即发起攻击。我对赵鹤亭、陈中民两位团长强调：“不要急，要做好充分准备后再攻。”我清楚，虽然我们的攻城部队在兵力上比守敌多出几倍，占据绝对优势，但我们缺乏重型武器，只有少量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大部分仍是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迅速登城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要能成功登上城墙，突破进去，胜利就有把握了。如果城垣无法突破，最终就只能使用炸药炸开城门，但这无疑会延长作战时间，增加人员伤亡，实属下策。

1945年9月16日晚，我们对攻击登城的各项准备情况进行了仔细检查。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掩护组、梯子组、登城组、手榴弹组等，都组织得非常严密和到位。到了二十三时，我果断下达了总攻命令。我军的迫击炮和轻重机枪随即向突破口展开了猛烈的轰击和射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梯子组迅速冲近城墙，架起云梯，登城组紧接着便沿着梯子向上攀登。那些率先登上城墙的英雄们，在占领突破口后，立即用手榴弹和刺刀击退敌人的反扑。我后续部队迅速跟进，向城内纵深发展，与守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两个主攻团的突击队几乎是同时登上城墙的。从攻击开始到成功登上城墙，整个过程仅仅用了十几分钟。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城内的守敌大部被歼灭，但只有一个钟鼓楼被敌人占据着，仍在进行顽抗。二十二团二连副连长王建勋和支部书记吴金科，率领战士们多次发起攻击，但均未成功。最终，吴金科和两名战士冲上鼓楼，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约二十分钟未见他们下来。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牺牲了，团里决定使用炸药炸掉鼓楼。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鼓楼轰然倒塌，顽抗的敌人被埋葬在砖瓦碎土之中。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吴金科和那两名战士却奇迹般地跌落在一堆谷子秸秆上，竟然安然无恙。

9月17日清晨六时，各主攻部队在城内的十字街口胜利会师。至此，守卫潞城的敌人被全部歼灭，少数试图外逃的敌人，也被闻讯赶来的民兵成功抓获。潞城的伪县长刘元等叛徒，也被我军活捉。与此同时，我二十五团攻占了南垂据点，十一团攻占了张庄等据点。长治以北的大小据点均被我军攻克。至9月19日，长治外围的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城以及许多重要据点，全部被我参战部队占领，共歼灭敌军七千多人。

我们攻克潞城之后，刘伯承司令员亲自来到了潞城，在东关稍作休息后，便提出要看望攻城的冀南部队。我迅速让部队集合完毕，然后陪同刘司令员前去慰问他们。此时，集合场地已是人山人海，欢呼声、歌声震天动地。刘司令员大声喊道：“同志们打得好，辛苦了！”指战员们激动地举枪欢呼。刘司令员走近部队，仔细察看战士们的枪械和手榴弹，亲手摸摸他们身上穿着的土布军装，并与战士们亲切交谈，最后讲了一些鼓舞士气的话语，然后才离开。刘司令员感慨地对我们说：“战士们穿着这样的土布军衣，用这样的简单武器，能迅速登上城墙，真令人感动。有这样的战士，不论什么样的敌人，我们一定能战胜它。”

胜利果实，人民所向

上党战役的胜利，不仅在军事上成功保卫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安全，更以鲜血和行动，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在“和谈”背后隐藏的军事企图。这场战役的胜利，如同一个有力的注脚，清晰地向世人证明了真正的胜利果实并非仅仅依靠一纸空洞的条约，也非靠短暂的军事占领就能攫取，而是深深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支持和一支信仰坚定、敢于斗争的人民军队。它为当时远在重庆，毛泽东同志与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赢得了宝贵的政治筹码，也同时预示了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那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源泉，最终将牢牢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