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云，这个名字由陶行知所赐，寄寓着如随风飘荡的一朵云的意境。然而，细细品味，其中总蕴含着一份难以言说的苦涩与凄凉。身为项英的子女，项苏云与父亲共度的时光仅限于短短12日，至于母亲的身影，在她的记忆中几乎模糊不清。偶尔忆及，心中不免泛起一丝感伤，然而那个时代，遭遇相似的又岂止我一人。项苏云爽朗地挥了挥手，仿佛不愿让这份情绪将自己笼罩。

项英将军的英勇牺牲距今已有六十余载，项苏云女士虽心向往之，愿踏足新四军纪念馆以缅怀先辈，却鲜少涉足与新四军相关的各类研讨会。“我对父亲所知有限，不愿以项英女儿的身份参与争论。我坚信，对与错的评判应交由历史来裁决，历史自会明辨是非，我亦将坦然接受历史的最终评定。”现年77岁的项苏云女士，已对许多事情持有一颗淡然之心。

项苏云摄于2008年

漂泊的云

熟知我身世之人，往往对我那颇为非凡的经历抱有异样的看法。我常常深思，在某种程度上，我与父亲项英，我们两代人的成长历程，实则映射了这个国家过往那些跌宕起伏的不寻常岁月，成为了一个缩影。

我的生命篇章，始于上海劳工幼儿园，那里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一所孤儿院。那时的我，尚且年幼，不过两三岁光景，对自身的来处一无所知，甚至对过去的名字也毫无印象。自幼在孤儿院长大，我自然而然地以为自个儿无父无母，和那些与我一同长大的孩子们无异。因此，我并未觉得自己有多么凄凉。

彼时，我浑然不知，我的父亲竟是新四军军长项英。我的身世之谜，直至成年后才逐渐拼凑出些许零散片段：我于1931年降生，母亲在我出生不久后便将我托付他人，独自前往苏区寻找我的父亲。记得有一年，我邂逅了徐明清阿姨。姨（王观澜夫人）她提及，在上海期间，她曾代为照料我，直至母亲离世。随后，她将我带到浙江，并将我托付给了当地的地下党员林迪生。(前兰州大学校长)然而，众人终究无力抚养我，最终只得将我送往陶先生所设的孤儿院。那些阿姨们言道，我的乳名或许称作阿苗，而我的弟弟项学成的小名叫作阿毛，此外，还有一个在苏区失踪的弟弟，他的乳名叫做阿狗。

“苏云”这个名字，乃是陶行知先生所赐。陶先生的孤儿院设于上海英租界，或许因察觉到他与共产党的紧密联系，英国当局不允许其继续运营。孤儿院面临解散之际，我记得是那位女老师将我送至陶行知先生的府上，然而我们并未逗留多久便匆匆离去。她刚迈出家门，不幸遭遇自行车撞击，陶先生闻讯后即刻派人将她送往医院。听闻此事，我悲痛欲绝，放声大哭。

陶行知

无人监管我矣。陶行知乃知名人士，他无法时时刻刻陪伴在我身边。陶先生曾于江苏淮安创立了新安小学，该校的郭青老师来上海处理事务，陶先生便命郭老师将我引至新安小学。郭老师询问：“这孩子唤何名？”陶先生沉思片刻，答道：“唤作苏云，如江苏上空飘荡的一片流云。”自那日起，我便拥有了正式的姓名：张苏云。至于陶先生为何让我姓张，或许是因为张姓较为常见，而“项”姓则太过显眼。

回望往昔，陶先生理应知晓我的身份。我的父亲于1930年奔赴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声名显赫。陶先生严肃地叮嘱郭老师：“务必好好照顾这个孩子。”面对我这个无名的学生，郭老师心中忐忑，紧张地询问：“若出现意外，该如何是好？”陶先生安慰道：“你只需竭尽全力，出了问题不必自责。”

新安小学，这所学校由陶行知先生为贫困学子所创办，秉持着让每一个贫苦的孩子都能接受优质教育的理念。众多家庭因无力承担学费，便将些许米粮装入袋中，以此作为对老师的敬意和感谢。学校位于村中一座看似破旧的庙宇内，我甚至还记得曾在泥塑菩萨背后捉迷藏的往事。夜晚，我便寄宿在一位农民的家中，与他的大女儿同床共枕。

风光不再，抗战随即爆发，日寇迅速占领了徐州。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将年长的学生集结，组建了新安旅行团，奔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汪达之校长致信郭青老师，告知形势愈发严峻，建议他携张苏云一同前往西安——除我之外，校内尚有一名孤儿，然而汪校长仅允许郭青老师带我一人同行。我想，陶先生应当早已向汪校长交代过我的身份。

然而，郭青老师对我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他只是履行了对陶先生的承诺。他带我搭乘货车行驶了一程，随后又换乘了一列开往西安的列车，继续我们的旅程。我清晰地记得，当火车穿越陕西潼关的夜幕时分，突然遭遇了来自风陵渡的日军炮火袭击，列车上的灯光瞬间熄灭，所有乘客屏息凝神，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在黑暗中，火车紧急驰骋，幸而成功脱离了危险。

抵达西安之际，我们如置身于一片陌生的土地。逗留西安一个月后，郭老师不幸陷入经济困境。他向我透露，一所学校的儿童剧团有意接纳我，而他本人则在寻找一份教职。正当我们商讨着未来的出路，郭老师接到了汪达之的来信。汪校长此刻在信中明确了我的身份，他对郭老师说道：只需将张苏云引领至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抵达那里，自会有妥善的安排。

昔日于西安，尚不敢公然谈论八路军。彼时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为伍云甫先生，亦即伍绍祖先生的父亲。传闻郭老师向我透露，我是项英将军之女，便安排我们先暂居于办事处，实则是在对我身份进行考察与审查。直至那时，我对“项英”这个名字才有了些许模糊的认识。恰逢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亦寓居于八路军办事处，他与父亲交情匪浅。在我抵达后，林伯渠伯伯亲自向父亲发去电报，询问是否确有我这名女儿。父亲确认无误后，我和郭青老师方才获得正式批准，得以前往延安。

彼时，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纳了众多寻求归属的青年学子，并慷慨地将他们送往延安。运送过程中，他们乘坐的大卡车公开出行，每次大约出动五六辆。1938年4月，我踏上了征程。载我前往延安的卡车颇具特色，除了我本人与郭老师之外，车上还坐着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及其一家四口，以及萧劲光的儿子、刘志丹的女儿。此外，高岗与张国焘的儿子亦同行。他们原计划前往苏联，却未能如愿成行。尽管张国焘那时已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他儿子却对此不以为然，依旧选择了返回延安。我记忆中，他身材颇为魁梧，即便旅途颠簸，他仍旧偏爱站立，紧贴着窗户向外眺望。

12天的父女

自幼年起，我便习惯了独自行走于人生的旅途中，以孤儿的身份自居。然而，在延安意外地重逢父亲，这实乃出乎我的意料。

那是一个1938年9月的黄昏，我正沉浸在晚餐的时光中，郭青老师突然造访，告知我父亲已经抵达延安，并有人前来接我前去相会。我心中涌起一阵既惊奇又喜悦的情绪，迫不及待地想要动身，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完。

坐在床上的正是朱爸爸。(朱德)坐在小女孩身边的，是刘爸爸。(刘少奇)怀中紧拥的孩子，正是刘爸爸的千金刘爱琴。依稀记得，那时的刘爱琴不过六七岁光景，身着一件绣有小花的布旗袍，头戴一顶童稚的发型。张浩向我透露，稍后他将与朱爸爸一同前往参加，为刘爸爸举办的欢迎盛会。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此行是从皖南根据地赴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延安特意为远道而来的与会者举办了一场热烈的欢迎仪式。那场欢迎会在八路军的大礼堂举行，我仍记得自己跟随大人步入那简朴的殿堂。大礼堂虽设施简陋，人们却都挤坐在木质的条凳上，场面却洋溢着浓厚的热情。我踏入会场后，只见大人们彼此问候，然而我并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于是，我径直走向主席台，转过身来，开始在整个会场中搜寻父亲的身影。陈云走到我身边，关切地问道：“苏云，你在寻找你的父亲吗？”随后，他引领我至一排座位旁，指向朱德身旁的一位男士：“老项，这位便是你的女儿。”接着，他转身对着我说道：“这位就是你的父亲！”

回忆里，父亲轻轻将我搂入怀中，安置在他宽阔的膝上。我们四目相对，我好奇地打量着他，他也以同样的目光回望我。他温柔地询问：“你多大年纪？叫什么名字？”——那语气，仿佛是在询问一个陌生的孩童。他问什么，我便答什么，内心并无太多激动。尽管我常羡慕那些身边的小朋友，他们可以随时向父母撒娇，但当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生活中时，我却感到一丝羞涩。毕竟，我已七岁半，这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会议结束后，父亲提出要带我一同回家，然而我依然对父亲有些生疏，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便借口宿舍的同学在等我，先行返回学校。于是，父亲便派了警卫员将我送回学校。

直至次日放学时分，父亲莅临学校接我，引领我至他所居的窑洞，随后又一同前往保育院探望弟弟。弟弟比我早几个月抵达延安。如此，父亲、我以及比我小四岁的弟弟，在延安得以团圆。然而，遗憾的是，弟弟入夜后便开始剧烈哭泣，迫切寻找保育院的阿姨，使得父亲无法安眠，不得已又将他送回保育院。

“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两位大人相互对视，皆忍不住笑了出来。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们一家三口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这幅照片不仅定格了此次团圆的瞬间，更成为了我们姐弟与父亲之间唯一的合照。照片中我头戴的帽子，正是父亲在前往延安时赠予我的纪念品。父亲在屋内欢笑得格外欢畅，众人日后谈及，那竟成了项英先生生平最为灿烂的笑容定格。他喜不自胜，将这张照片精心洗印了多份，慷慨赠予亲朋好友。在那上世纪50年代的时光里，我有幸至邓妈妈处一游，并在此间得见这张珍贵的照片。邓妈妈见我喜爱，便慷慨地将其赠与我。

那日夜晚，郭老师前来告知，我父亲肩负使命，即将告别延安。于是，他于白日亲临学校，意欲再与我见上一面。然而，鉴于我校为避日本战机轰炸，已迁往山中进行授课，故我与父亲未能尽享别离之情，便此别离。

一封家书、一筒香脆的饼干以及一副保暖的手套。每当有众多新四军战士抵达延安，他们都会特地来到学校探望我。薛暮桥的夫人罗琼在见到我时，激动地说：“有这样的子女，项军长必定会感到十分欣慰！”多年之后，我重返故地拜访陈丕显伯伯，他竟特意将夫人召唤至面前，与我相见。原来，父亲曾向陈伯伯提及，我与他夫人颇有几分相似。然而，陈伯母的美貌自然远胜于我。

我一生中最深切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共度的时光仅有短短12日。尽管时至今日，我对父亲的个性特征并无直观的记忆，然而“慈父”这一形象却如同烙印般，永久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长河之中。

父亲与“皖南事变”

对于“皖南事变”的是非与曲折，如今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作为一名工程专业的学生，我对党史的研究原本并不深入，直至上世纪90年代，我才逐渐开始涉猎并了解这段历史。

1939年，（自左至右依次为）项英、周恩来、叶挺，他们在皖南的合影定格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

在“皖南事变”的漩涡中，父亲固然存在指挥上的疏漏，但关于贻误战机的指责，实则并不成立。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了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带领部队进行了转移。军事科学院内，王辅一博士专攻项英研究，他凭借黑白分明的电文资料，深入剖析这一历史篇章。中央所发之电报内容，以及项英同志的回复，当时均已详细记录存档。“日蒋决裂，日汪拉拢，时局由此出现转机，蒋介石对我方已无计可施。你们向北迁移，又让他让出一步。根据局势判断，蒋介石与顾祝同（祝同）不会对你们施加难处。因此，从现在起分批进行迁移，至12月底完成迁移尚不算晚。”在事变爆发前夕的13日，中央依然向其及叶挺发送了“拖延为上策”的电文。因此，指责项英拖延不前实属不妥，实际上是中央一直在指示他采取拖延策略。遗憾的是，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已故，往昔中央发出的诸多重要电报，皆由他亲手执笔。

1941年1月，父亲率领众人成功突破重围，随后隐匿于一座石洞之中。据其身边人士所述，彼时父亲身处山巅，痛心疾首，深觉新四军遭受重创，自己难辞其咎。他立誓归来后，必将深刻反省，以期东山再起。凶手名为刘厚总。3月23日的夜晚，父亲、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同住于该石洞。翌日凌晨，刘厚总举枪射杀了父亲与周子昆，并将二人随身携带的用于军费的黄金、银元以及手表、枪支悉数劫走。黄诚身中两弹，侥幸逃脱生死之劫。

刘厚总并非如电视剧《新四军》所描绘的那般，他并非项英的贴身副官。依我父亲秘书顾雪卿所述，刘厚总曾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照料马匹的副官，平日里与项英并无直接联系，直到“皖南事变”突围之际，两人才在山沟中相遇。刘厚总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射击技艺娴熟，是游击战中的佼佼者。因此，当他提出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在父亲与数人成功突破重围之后，刘厚总感到了前路茫茫，心情沉重，反复念着“一切都完了”，这才萌生了杀人越货的恶念。真是令人叹息，这位曾英勇无敌的父亲，非但未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陨落，反倒在同袍的手中丧生。

刘厚总在下山途中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捕获，期间并未受到特殊待遇。经过漫长岁月的监禁，他最终得以获释。然而，全国解放后，他选择隐匿身份，四处流离失所。据传，1952年8月初，他在江西南昌被当局再度捕获，并最终被执行死刑。

近期，诸多文章提及叶挺与项英之间存在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导火索归咎于两位将领的矛盾。有说法指出，在党内的机密会议中，叶挺常常被排除在外。叶挺之子在其回忆录中亦提及，叶挺偶尔显得无所事事，时常携带相机四处游荡，孤寂之情溢于言表。整体来看，叶挺在新四军中似乎饱受孤立之苦。

对此现象，我感到颇为不解。回顾历史，叶挺在早年曾短暂脱离党组织，尽管在“皖南事变”后他的表现证明了他的坚定与忠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项英对他保持警惕并非不可理解。时至今日，党内与党外仍存在差异，更不用说在那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如果要说父亲有何问题，那可能只是他过于坚定地忠诚于党的方针政策。

叶挺彼时已退出党组织，故而未具其名的文件不便让他知晓。即便如此，作为叶挺的政委，我的父亲却主动向中央提出请求，在来文来电中添入叶挺的名字，以便两人能够协同指挥新四军。在生活上，父亲对叶挺同样关怀备至。那时，他们可谓是共度时艰。叶挺多次产生离开新四军的想法，这并非仅仅源于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成功突围后，仍对叶挺抱有担忧，遂再次寻访。不料，叶挺在下山谈判时不幸被蒋介石拘禁。

叶挺之子名为叶正大，他正是我在苏联留学期间的同窗好友。我们的交情颇深，他不止一次地轻拍我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先辈们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吧，你和我，永远是挚友。”我们相视而笑，那份默契无需多言。

在事变爆发之际，正当我与父亲以及其他同志失去联络，父亲生死未卜之际，上级部门草拟了针对项英、袁国平的错误决议。幸而，陈毅在会议中详细陈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这才使得那份决议未能在“七大”上获得通过。这一事实亦充分证明，所谓项英与陈毅之间存在“重重矛盾”的说法，实属毫无根据。1945年，陈毅将军赴延安参加会议，期间便寓居于李富春先生的窑洞之中。他对我和弟弟关爱备至。适逢新春佳节，蔡畅女士的母亲携我与弟弟一同向陈毅将军拜年。她提及我们二人都是新四军的后人，遂提议给予压岁之资。陈毅将军欣然应允，一边轻声回应“要得，要得”，一边从怀中掏出边区币，每人赠予了一万元。1956年，我自苏联归国之际，听闻陈毅将军在北京饭店出席一场舞会，我便特意前往拜访。陈毅叔叔一见到我便毫不犹豫地放下舞伴，拉着我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逢人便自豪地介绍：“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他的疼爱之情显而易见。一旁的一位女士好奇地询问：“老项是谁？”陈叔叔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回应：

“老项，说的就是项英。”若陈毅叔叔健在，想必不会认同那些试图挑拨他与父亲关系的言论。

尽管彼时制定的决定未能获“七大”通过，仅限于新四军内部传达，然而，它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评价父亲的重要参照。解放之后，项英的声誉急剧下滑，更为奇特的是，关于我父亲所参与的革命斗争，竟无任何记载提及。父亲身为中共“二大”的12位代表之一，然而在相关介绍中，却唯有其他11位代表被提及；父亲亦是“二七大罢工”的关键领导者之一，然而在电影呈现中，仅展现了施洋与林祥谦的形象，却遗漏了施洋是由项英引荐加入党的这一事实。陈丕显在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期间，曾专程前往“二七大罢工”纪念馆参观，并特别指出并纠正了遗漏提及项英的错误。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整个上海城内随处可见“项英，大叛徒”的醒目标语，遍布大街小巷。数年前，一位作家所著的《皖南事变》小说中，对项英形象的描绘颇为失真，令我难以寻得确凿的资料以驳斥。然而，新四军众多老干部联名致信，表达了对该书的强烈不满，这才使得该书最终被禁令停止再版。我坚信，对我父亲的评价，历史的公正性终将给出答案。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我唯一的消息是父亲音讯全无。直至1945年，陈毅将军在前往延安参加会议途中，才向大家透露了父亲英勇牺牲的消息。然而，内心中似乎并未感到特别强烈的悲痛。我是项英之女。

母亲之谜

1938年，郭青老师将我引入延安，我方得知，母亲仅在一个月前刚刚踏足此地，留下弟弟独自，便匆匆离去，此后，便再无人能够目睹她的身影。我也因此错过了与母亲团聚的机会。

瞿秋白

母亲的后续命运，与瞿秋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以失败告终，一万多名红军战士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那时，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年迈体衰的何叔衡，以及已怀有身孕的母亲，与中央苏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周月林一同撤退，试图突围。然而，何叔衡在激战中英勇牺牲，而瞿秋白、周月林与母亲不幸在福建落入敌手。在被俘之际，母亲与同伴们均以假名相称，即便在严刑逼供之下，亦未露出任何破绽。他们在监牢中度过了长达三年的时光，而我的弟弟便是在这幽暗的牢房中呱呱坠地。然而，正当母亲与周月林即将获得释放、瞿秋白亦将重获自由之时，国民党却意外揭露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将他残忍杀害。

瞿秋白化名“林琪祥”身份暴露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中。近阶段，某些出版物曾报道类似传闻，声称我母亲出狱后立刻寻访父亲项英，却被质问瞿秋白的离世是否与她和周月林有关。目睹母亲紧张的神态，父亲误以为她背叛了瞿秋白，情绪失控，遂拔枪将母亲枪杀。这一说法来源不明，实为无稽之谈。

王辅一，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着手撰写父亲的传记时，特地寻访了曾经担任项英警卫排长一职的李德和。李德和回想起1938年2月至3月那段时光，项英在南昌着手筹备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当时，项英的母亲张亮携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来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同项英从军部出发，前往分局所在地与张亮会面。他们在一间屋内交谈，而那个小孩则由李德和领着在门外嬉戏。大约经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具体交谈了什么内容不得而知，只听得到他们的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项英神色庄重，实则并未发生枪毙张亮的变故。在交谈过后，项英前往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稍作停留，随即返回了军部驻地。自那之后，他再未与张亮相遇。

王辅一亦曾拜访过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李一氓提及，张亮在寻找项英时，鉴于项英早已知晓张亮于1935年春季突围至福建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且当时无法探明其被俘后的境遇，因此并未将她留住，只是给了她一些钱让她离开。我想，父亲可能是在询问母亲：瞿秋白遭害，而你却幸存下来，这是为何？恐怕也对母亲产生了一些疑虑。

事后证实，自南昌别后，那位坚韧的母亲毅然将弟弟送往延安。徐明清，曾任延安市妇联主任，当年在我母亲将弟弟送往延安之际，她曾热情地接待过我的母亲。故而，“项英杀妻”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然而，自那以后，她便音讯全无，世间再无人知晓她的行踪。

1955年，瞿秋白的遗体自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被发掘，随后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爱侣杨之华致信党中央，迫切要求追捕曾背叛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迅速组建了一个专案组，与此同时，曾与瞿秋白一同被捕、且知晓其身份的周月林及其母亲张亮，成为了首要的嫌疑人。

周月林

周月林，一位传奇式的女性，早年远赴苏联深造。在那里，她与海参崴华工的负责人梁柏台喜结连理。1931年，在梁柏台的恳请下，她得以获准回国，投身于革命事业，将一双儿女留在了遥远的苏联，此后音讯全无。1934年，她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17位杰出人物一道，荣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成为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她曾执掌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要职，按资历而言，她位居邓颖超之上。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利之际，鉴于周月林具备医学知识，故而她得以留任，负责护送瞿秋白安全撤离。周月林被捕入狱，历经十年刑期，被囚禁于龙岩监狱。幸得他人相助，于1938年得以重获自由。重返上海后，他投身于街道基层工作。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瞿秋白专案组的成立，周月林于1955年再度被捕，被押送至秦城监狱进行改造。1965年，他再次被判刑，服刑十二年，并被流放到山西的工厂进行劳动改造，饱尝艰辛。

周月林未曾停歇过她的申诉，直至若干年后的某日，有人在一份当年的国民党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首瞿秋白真实身份”的报道，这才使得瞿秋白的被捕真相大白。原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正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徐氏。到了1979年，周月林终于得到了平反，而她所承受的冤屈已有25年之久。周月林在平反后重返丈夫的故乡——浙江新昌县，在那里安度余生。直至1997年，这位91岁高龄的周月林在新昌县与世长辞。

周月林的晚年生活虽略显宁静，却也给人以些许慰藉。新昌县对她关怀备至，更有媒体对她进行了专访，并为其撰写了传记。周月林亦回忆称，张亮在出狱后向她透露，他计划前往江西寻找项英。传记作者将著作寄赠与我，遗憾的是，在我得悉这些资料之际，已无法及时联络周月林。遗憾的是，仅一年之后，她便不幸离世。

在我抵达延安之际，方才得知母亲的姓名。记得七岁那年初夏，父亲莅临延安探望我，我好奇地询问：“妈妈在哪里？”他仅轻描淡写地回应：

“妈妈已经离开了。”言罢，便不再多言。周围的长辈也鲜少提及我的母亲，仿佛共同遵守着某种默契。我的祖母涂俊明，同样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曾在上海经营家具店以掩护工人运动。她偶尔会对我提起：“你妈妈年轻时非常美丽，比你还要出众。”

岁月流转，我对于母亲的面容一无所知。“文革”期间，我有幸前往上海进行参观，暂居于一位丈夫友人之处。某日，友人的一位朋友来访，瞥见我后，忽然提及他曾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求得母亲的一张照片。他慷慨地为我翻印了一份，这张照片便成了我随身携带的唯一遗物，也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纪念。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母亲确实是位美丽之人，而我仅在下巴的轮廓上稍显母亲的神韵。然而，即便面对这张照片，我心中也并未涌起任何特别的感觉。我未曾领略过母爱的温暖，故而亦无失去之痛楚。

近期，有关母亲的行踪，我获悉了一则最新的传闻。去年岁末，一位记者拜访了公安部的一位资深前辈。这位前辈曾在延安任职，并在康生领导下的专案组中参与了审查工作。他回忆称，当时他们曾拘捕了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怀疑他们为托派分子，并对其进行审查。不幸的是，他所审查的那名男子最终被判处枪决，而两名女子则被康生下令处死。据他所述，其中一人竟是项英的配偶，她曾出卖了瞿秋白。在这起事件后，他自己也差点因康生的某种借口而被除掉。然而，由于这些老干部均为罗瑞卿的部下，正是罗瑞卿通过他人之力，才使他得以保全性命。待这则消息辗转传至我耳中，待我让人引领我前去拜见这位长者，却发现老人家已陷入糊涂，竟连话也难以连贯。鉴于我在延安的亲身经历，我坚信这一观点是值得信赖的。

直到70多岁那年我才得知此事，心中又怎能不起波澜呢？

我仅知晓母亲是四川人，然而，具体是四川的哪个地方，我却一无所知，因此，我也无法追寻她的家族渊源和身世之谜。我所了解的是，她与父亲在上海投身工人运动时坠入爱河，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两人携手同行。现今的年轻人或许难以体会先辈们的情感世界，然而在父母那一辈的心中，理想之重远超一切。面对必要时刻，他们无不毫不犹豫地舍弃个人情感、家庭乃至生命，以捍卫心中的信念。

延安岁月

1938年，我抵达延安，随后被安排进入由徐特立先生创办的鲁迅小学接受教育。翌年，即1939年，该学校更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人们亦称之为延安保育小学。延安保育小学汇聚了革命先烈的后裔以及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孙。郭青老师被派遣至延安抗大深造，此后，他担任了保育小学的校长一职，成为了众多孩童敬仰的慈父般的存在。

初抵延安之际，我年仅七岁，独立生活的挑战显得尤为艰巨。幸有保姆悉心照料，为我排忧解难。彼时，窑洞尚未普及，我们居住在平原地带的平房之中。屋内，床铺由厚重的木板桌搭建而成，一张床可容纳十二三个孩子，宛如一块宽敞的通铺。我们这些孩子同吃同睡，共同生活，体验着军事化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

在革命圣地延安，毛主席的身影无处不在，他对每一位孩童都熟记于心。记得有一次，我们采集了一束束山间盛开的鲜花，兴奋地跑向老师，提议：“这些花儿太美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献给毛主席呢？”老师欣然同意。于是，我们这群孩子手捧鲜花，齐声歌唱，朝着毛主席的住处出发。毛泽东在窑洞口见到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旁边还有江青陪伴，她甚至从窑洞中拿出了一桶饼干款待我们。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那份延安的温馨氛围依然让人感慨万千。

他究竟在做什么？那是什么东西？思索间，我分了心，竟然将演讲稿中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演讲陷入尴尬，台下一片笑声。事后，我回到学校，还遭到了老师的责备。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延安地区水资源匮乏，卫生状况亦不尽如人意，致使许多人身上滋生了虱子。当地居民习惯于在阳光下边晒太阳边捉取身上的虱子。那位老乡正是在此过程中捕捉着身上的虱子。当地居民还持有一种观念，认为虱子吸食了我的血液，我便应将虱子一并吞噬，因此那位老乡的行为便是基于此观念。

在缺乏父母关爱的环境中成长，我自小便磨砺出了独立与坚韧的品格。那些曾照顾我的长辈们，无一不对我赞誉有加，其中蔡老师更是对我关爱备至。(畅)妈妈、康(克清)任弼时夫人纵使他们对我关怀备至，终究非我亲生父母，我自当保持分寸，对此我始终心知肚明。

中组部对我们关怀备至，陈云、李富春经常邀请我们至家中共进晚餐，而蔡畅妈妈对我们的关照更是如同亲生骨肉。在延安时期，仅需将一把牙刷与一把勺子揣入口袋，无论步入何人门庭，皆可得到热食款待。

抵达延安之际，我才恍然知晓，原来我竟有一位弟弟在此地。这位弟弟，项学成，便是在监牢之中降临人世，由周月林亲手接生的。他与我的情谊深厚，平日里，我们频繁造访的，便是李富春与蔡畅的府邸。

“孩子们来玩自是欢迎，但我的物品，你们切不可擅自移动。”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出于好奇随意翻看了几样东西，而我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然而，蔡妈妈归家后，她询问我是否有人动过她的物品。

在餐后时光，李叔叔和蔡妈妈常携我漫步于窑洞后坡，我手中紧握着李叔叔的爱犬“路路”。途中偶遇熟识的叔叔阿姨，他们总会笑着询问：“你家有几口人？”我凝视着小狗，回应道：“四口之家。”李叔叔与蔡妈妈的小女儿李特特对此颇为羡慕，她觉得我和他们共度的时光似乎比我与她为多。

1943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随后康生又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导致人人自危。即便如此，我们保育小学也未能幸免，开始实施了“抓特务运动”，老师禁止我们回家，只得留在学校参与这场“运动”。教师与高年级学生均需接受审查，每人需详尽陈述个人经历，若无法清晰阐述，恐遭怀疑为特务；同学之间亦相互检举揭发。学校还特意安排我们学生前往礼堂，聆听表现优异者亲述心得，我们这群小学生则端坐在下方，与大人们一同高喊口号。

弟弟向我透露了一则事件：他们的老师将一名小同学唤至一旁，对他进行询问，询问他是否是特务。小同学矢口否认。然而，老师却威胁道，若他不老实交代，便要他站在凳子上受罚。小同学因饥饿难以忍受，终于支撑不住，遂向老师举报了另一人。他讲述道，在炎炎夏日，大伯派遣一位名叫李的年轻人来接他回家度过暑假。在途中，恰逢大雨滂沱，河水猛涨。当时，骑在马前的小李让他紧紧抱住自己的腰，随后在马背上猛力挥鞭，强行带着他们冲过了激流。小同学因此怀疑小李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认为他们险些因洪水而被冲走，坚信他并非出于善意。

老师细致入微地记录下小同学所揭发的内容，随后满意地向他宣布：“过关了，你可以回宿舍安睡。”然而，小同学后来得知，靖边县竟然将小李错打成“特务”，遭受了极大的苦难。成年后，他对自己九岁时的幼稚无知深感懊悔，那是对一位陌生的大哥哥造成的伤害。

在整风运动期间，教师与学子皆被禁止返乡。数月流逝，紧张的氛围始逐步得以舒缓。

“校长告知，全体师生正在进行整风运动，因此不便回家。”李叔叔对此感到不解：“这么小的孩子们，整什么风呢？”他的这一疑问，引发了……弟弟兴奋不已，不听我的劝告，立刻兴奋地描述道：“学校的整风活动热闹非凡，竟然有人被吊起来挨打，大家还一起高呼口号！”李叔叔专注地倾听着弟弟的叙述，面露愤怒。他立刻拨通电话，向中共西北局的领导高岗汇报：“大人整风也就罢了，怎么连孩子也要被当作特务对待，还施以暴力？”一周之后，西北局迅速派遣人员至我校展开调查。校方领导亦向几位不幸遭受错误处理的教师表达了诚挚的歉意，并对过往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承认。

自李富春与蔡畅踏足东北，便将我托付给了任弼时。在他们的关照下，即便身处延安，我也从未有过孤单之感。

往事

1948年，中央决定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选择的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高岗的儿子高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和我一共21人。给我们送行时，领导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正在打仗，仗不要你们打了，由我们来打，你们去努力学习，回来好好建设新中国。

在我国苏联留学期间，我们所学的专业无不围绕建设领域精心挑选。叶挺将军不幸因飞机失事捐躯，他的两位儿子遂立下壮志，立志自主研制飞机，因而选择了航空学院深造。林汉雄先生在父亲离世之际，铭记列宁所言“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便投身水电专业学习。然而，“文革”时期，中央组建了“4821专案组”，专责审查21位被指控为“苏修特务”的留苏学生，“4821”的名称由此广为人知。时至今日，我们“4821”的成员仍会定期相聚，尽管其中许多人已身居要职，但在聚会之时，身份之别尽消，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与老同学共度的温馨时光。

我的夫君林汉雄，既是张浩之子，亦曾与我同在留苏岁月中砥砺前行，共度青春年华。时下，众多人士将林育南、林育英与林彪三人并提，统称为林氏三兄弟。林家，一脉相传的显赫世家，林育南，林彪之兄，身为林氏家族首位投身革命的先驱，与董必武并肩作战，同属革命先辈，资历尤为深厚。林育英，正是林育南引领投身革命事业的一员，革命岁月里以张浩为化名英勇斗争。而林彪，亦是在林育英的悉心栽培下成长，成长为一名杰出的革命战士。他们固然出自林家这一世家望族，然而在血缘关系上，彼此间的亲近程度已大不如前。

张浩（林育英）

张浩，早年投身于湖北的工人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历颇深。直至1942年与世长辞，他仍对身边人叮嘱，希望自己能够安葬于杨家岭之畔的桃花岭上，意在朝夕守望党中央及毛主席。在延安，中共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同志亲自扛起棺木，将其安葬于桃花岭，此举亦为毛泽东生平中唯一一次亲自执绋抬棺。

自解放以来，林彪对待张浩的遗孀，即我的岳母，始终态度和善。然而，自林彪与叶群结为连理之后，我们与林家的互动显著减少。岳母曾言，叶群将叶家的众多亲属安插至林家，对待林氏家族的成员显得较为疏远。

赴毛家湾拜访林彪的次数寥寥无几。当时林彪的父亲健在，我们尊称他为“林四爹”。前往拜访林四爹时，偶尔能遇见林彪本人。林汉雄的兄长担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冲击，他渴望前往北京觐见“林副统帅”。我们向林彪拨通了电话，然而他的秘书仅是送来了几本《毛主席语录》。通过林彪的姐姐，婆婆与林家取得了联系。叶群转达了林彪的口信，表示他身体欠佳，只能与我们会谈二十分钟。林彪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言辞不多，面容亦显不佳。那时我已经听闻林彪在战争年代留下了诸多病痛，惧怕阳光与风。我们仅是简短地寒暄了几句，见到了林彪的两个孩子，只知道他们分别被称为老虎和豆豆。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才得知他们的真实姓名，分别是林立果和林立衡。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我家亦遭受波及。时任水电部职员的林汉雄被拘禁，公安局亦派员入驻我们的住所。我遭受了一年的监禁后得以释放，而我的婆婆，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对此深感不平，遂四处奔走，寻求申诉。

大约在1975年，一位老友偶然间向我们透露了一条消息：听闻江青与毛主席之间关系破裂，致毛主席的信件如今能够直接送达其手中。我们闻讯后，便立即以家慈的名义，向毛主席呈上了一封书信，详述了家中近况。不久，水电部派员前来，接引我和家慈以及林汉雄进行了一次会面。原来他一直被囚禁在总后勤部的一个角落，负责其专案的小组规模庞大。1975年10月1日，历经四年牢狱之苦的林汉雄终于重获自由。遗憾的是，我的弟弟在“文革”期间受到牵连，1974年便因肝癌不幸离世。

沉寂多年的“项英”，近年来亦逐渐步入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和公众评论的舞台，对其历史的评价亦日渐趋于客观。作为项英的女儿，我选择不以此身份介入其中。我认为，对父亲的评价还是交由历史去评判为妥，历史自有公断，对与错自会分明，我对此深信不疑，并愿意接受历史的评判。我相信，历史终将揭示其真实面目。我与父亲两代人的这些过往，是共和国宝贵的一笔记忆。愿那些令人伤心的故事，永远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