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与彭德怀共遭困境。

仅十年和平岁月。

邓华，生于1910年，卒于1980年，系湖南省郴县人士。1927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即1928年，他投身于湘南起义的浪潮中。自此，他的军事生涯拉开序幕，先后参与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后继任志愿军的第二任司令员。1955年，他荣膺上将军衔。此后，他先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庐山会议曾因被卷入“彭德怀军事俱乐部”事件而被迫离开军队。然而，在1977年，他得以重返军旅，并在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一职。

1977年7月，邓华同志受邀参加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他的名字再度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这是自十多年前隐退以来，他首次在首都北京公开亮相，此举随即引起了西方记者的广泛关注。紧接着，8月5日，邓华同志正式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西方媒体纷纷解读，邓华的归来预示着中国军方将迎来新的动向。

相较之下，众多国人对此反应并不剧烈，对于此人的认知亦甚有限。自1959年，他名列“彭德怀军事俱乐部”名单，转赴地方工作，邓华的名字仿佛一夜之间从公众视野中消逝。他的名字被从历史记载中抹去，照片亦从博物馆的展柜中撤下。这位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竟沦为鲜为人知的角色，以至于当人们提及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却鲜有人知晓总指挥正是邓华；提及抗美援朝，同样如此。上甘岭战役然而，许多人并不知晓，那位既是志司第一副司令员，又是上甘岭战役的指挥官，正是邓华将军。与之交过手的美国军队，对邓华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而台湾方面对于这位在渡海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将领，同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自东北的崇山峻岭至南海的辽阔疆域，毛泽东将解放海南的指挥重任托付给了邓华。

身为一位驰骋沙场的将军，邓华的赫赫战功，解放海南岛与抗美援朝战役无疑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杰作。邓穗回忆道，1979年，邓华恢复部队工作不久后，他选择的第一站便是带着邓穗一同重返海南。尽管那时父亲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但他依然怀揣着心愿，渴望一睹海南的风采。在三亚，部队列队热烈欢迎，尽管父亲步履蹒跚，但我仍能深切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悦。

1949年10月14日，随着四野第15兵团成功解放广州，毛泽东的目光随即转向了海南岛，并将指挥重任托付给了15兵团的司令员邓华。鉴于南下途中，48军驻守赣南，44军肩负着卫戍广州与广东剿匪的任务，参与解放海南岛的15兵团部队仅剩43军。为此，四野首长紧急将12兵团的第40军划归15兵团指挥参战。于是，邓华所率领的第十五兵团指挥部，便成为了渡海兵团的指挥核心，统筹指挥40军（由韩先楚担任军长）与43军（由李作鹏担任军长）。琼崖纵队配合准备渡海作战。

邓华安排渡海作战

在彼时，位于海南岛上的国民党海南防卫司令部，统辖陆军、海军与空军，总兵力达到了约十万人。该部装备了各类舰艇、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凭借着海峡的天然屏障，加之海空军的优势，形成了立体的防御体系。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以自己的字号“伯陵”为该防线赋予了一个名字。伯陵防线”，寄望于能够长期坚守，与万山群岛、台湾、金门、马祖、舟山群岛等岛屿连成一道封锁大陆的坚固防线。

邓华率领的这支部队，历经长白山、松花江的洗礼，从辽沈战役到平津战役，一路南征，直至抵达雷州半岛。众多战士未曾见过大海，直至海水溅入口中，方知其咸涩。面对如何作战、如何渡海，官兵们心中难免充满疑惑。邓穗回忆道：“父亲在部队中提出‘将陆军培育成海军陆战队’的口号。各部队由此开始熟悉大海，学习在海中游泳，练习航海技能，积累经验，帮助干部战士迅速克服晕船和呕吐，适应海上生活。”

邓华对毛泽东提出的“一次运送一个军”的建议表示反对，转而建议采取分批偷渡的策略，并提议推迟总攻的时间。

当时，身处莫斯科的毛泽东接连发出电令指示：“务必集结足以一次性承载至少一个军（约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的口粮，在敌军阵地前沿实施登陆，构建坚实的滩头阵地。随后，必须独立进攻，切勿依赖后方支援。同时，必须深入分析金门战斗失败的经验教训。”“请通知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等人，不要依赖北风，而要依靠改装后的船只，以此作为准备的重点。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需竭尽全力，在几个月内完成数百艘大海船的机器改装，力争在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既缺乏渡海作战的经验，又缺少机械化渡海装备，更无空军与海军的支援。缺乏海军运输舰艇，空军飞机也无法用于空投，连最基本的木船作为渡海工具也极为匮乏。较大的渔船已被国民党军征用，前往香港也未能购得登陆艇。”

我父亲素以敢于直面战场实况，提出与上级指令相左，乃至截然相反的观点而著称。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三次重大战役中，时任四野7纵司令员的邓华，凭借其非凡的胆识，针对林彪的指令，提出了三次颇具见地的不同建议。尤其是平津战役期间，他对林彪“先攻塘沽，后击天津”的部署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先攻天津，后打塘沽”的方案，该建议最终被林彪采纳，并在战场上得到了验证，证明其正确无误。

“此次，他在渡海时间、渡海工具、渡海方式三大关键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他指出，一次性运送一个军团的渡海行动极为艰巨——当时难以觅得一次性能容纳一个军团的船只，且缺乏渡海作战的实际经验。琼州海峡与金门及大陆之间的海域距离，大至十几倍，最短距离也有30公里，最长甚至超过100公里。鉴于这些因素，父亲决定将美军十轮大卡车的引擎安装在木船上，并装备火炮，将其改装成土制炮艇，同时征集木帆船作为主要的渡海运输工具。结合实际情况，父亲最终决定采纳‘积极偷渡、分批小规模渡海与最终大规模登陆相结合’的作战策略。前期的两次偷渡不仅积累了宝贵的渡海经验，还与岛上的琼崖纵队成功会合，增强了接应力量。渡海的时间也被建议按照实际情况，推迟至农历年后，以确保我们准备充分。这些提议上报军委后，均得到了批准。”

“1950年4月16日，19时30分，随着父亲的一声令下，渡海兵团的千艘战船一同扬帆起航。面对敌方海军与空军的严密封锁与猛烈攻击，战士们凭借着双手摇动古老的木帆渔船，英勇地飞渡琼州海峡。这场以木船对抗军舰的海战，无疑在战争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军长征时期，薛岳曾指挥国民党军队对我军进行围剿。而此次行动，我们终于得以一洗旧怨。”

台湾、金门、海南，犹如一把锁，将我国南方牢牢封锁。今南海辽阔，拥有三百平方公里的蔚蓝疆土，海南得以解放，宛如我们拥有了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我国南大门得以巩固。海南非但只是一座小岛，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堪称南海的天然屏障。

黄永胜归来，接掌东三省指挥志愿军之重任，毛泽东对此对邓华表示：“你若前往，我自当安心。”

邓穗回忆道：“海南岛解放仅一个多月，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便爆发了。毛主席提议建立东北边防军，肩负守卫边疆与随时备战的重任。起初，因种种原因，原本计划调任的几位将领均未能成行，于是军委决定调动战略预备队38、39、40军北上布防。这三个军当时隶属于13兵团，由黄永胜担任司令员。在军委的会议上，考虑到黄永胜的作战能力与邓华相比略显不足，便将我的父亲从15兵团调至东北，任命为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的司令员。于是，我的父亲再次从南方远赴东北。”

在我父亲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当年东北边防军的组建、训练以及备战工作，均直接向林总请示汇报，并严格依照四野所倡导的“一点两面三三制”战术体系进行训练与筹备。

彭总后来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司令一职。实际上，在早期的一系列战役中，彭总指挥着一野的部队，同时领导着四野的兵团，将兵团部改设为志愿军司令部。我的父亲担任了第一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以及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将军不止一次地称赞父亲作战勇敢、细心，并提出了许多高明的策略，称他是自己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毛主席也多次接见父亲，了解前线的战况，甚至曾表示“你去了，我就放心了”。在一次接见中，父亲还向毛主席提出了建议，建议军委统筹安排全军轮流赴朝鲜，通过实战学习与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交战的经验。毛主席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认为朝鲜战场就像是一所大学校，同时也是一个大型的演习场。

邓华、彭德怀、陈赓在朝鲜战场

抗美援朝志愿军总部

‘此作战方法若持续实施，必将对敌军造成致命打击。务必迫使敌人接受妥协，以结束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时，邓华任志愿军总部职务。

‘我与您父亲同处一室，记得有一次他归家较晚，因过度劳累而睡得深沉，对敌机轰炸的警报毫无察觉。我不得不将他硬拽起，我们一起躲进了防空洞。待返回住所，却发现我们那间屋子的行军床，已被炸得布满弹洞。’”

邓华、陈赓、彭德怀、南日大将、甘泗淇、李贞。

身陷“七大罪状”之指责，被误判为“野心勃勃”，庐山会议后，随彭德怀一同陷入困境。

继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的扩大会议于北京的中南海隆重召开。与会者不仅包括中央军委的委员们，还有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各野战部队的关键领导，最终共有508位代表出席。这无疑是我国成立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军委扩大会议。正是在此次会议上，邓华同志以及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同志被认定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并被誉为小“彭黄张周”。会议的最后一天，正式宣布了对邓华同志的处理决定，即撤销其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从而剥夺了他副总参谋长和沈阳军区司令的职位。

邓穗回忆道：“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遭受了批判。返回后，林彪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务必彻底肃清彭德怀在军队中的影响’。当时指责彭老总存在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于是便将他们几人纳入其中，邓洪万钟也受到了牵连，一同被撤职。”

“我深切感受到，我父亲之所以遭遇困境，根源或许在于与彭总关系的亲密。然而，至于究竟是如何演变至被批判的地步，会议上的转变究竟源自何因，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得而知。”

在这场会议中，起初分为十四个小组，我的父亲身为沈阳军区司令，自然担任了小组召集人的角色。会议一开始，便对彭总进行了批判，批判声此起彼伏，不知何时，四个人的名字也悄然被纳入其中，一同受到了批判。后来，小组合并为两个，集中进行批斗，他们便一同被撤销了职务。直至后来为父亲平反，我们方才得知，当时对他定下了七大罪状，然而材料既不交由本人过目，也不允许其申诉，这七顶帽子压得他整整二十年。

在父亲那里未能寻得解答，我便开始留心其他佐证资料。当时担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提及，会议起初是针对彭德怀的批判，然而不知为何，邓华也被卷入了批判的漩涡。吴法宪指出，当时有人指责邓华怀有野心，尽管他当时仅是沈阳军区司令员，却提出了建立全军战役机动部队的构想。

“昔日，若有人称你‘野心勃勃’，那可是一件令人侧目的大事。然而，回望如今，这恰恰印证了其正确性。在现代战争中，关键在于集结精锐力量，打造快速反应部队。所谓的‘野心’，实则不过是他人欲加之罪，毫无根据，何惧他人无端指责。”

“不久前，我与几位四野的后代相聚用餐，话题中自然涉及到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往事。席间，洪学智的女儿也在场。我提及我的父亲在1980年不幸早逝，而她父亲则依然活跃于台上。我好奇地询问，她父亲是否曾深入调查过那段往事，究竟是谁所言？是主席还是林彪？为何会对她父亲如此处置？她回应说，她的父亲并未对此事进行过调查。”

“我后来思忖，这亦是情理之中，他们那一代人便是如此，不拘泥于个人得失，遭受了委屈，也就随它过去了。”

邓华、李玉芝夫妇

在四川度过的十七载岁月里，邓华深知：太平盛世，本是由将军们亲手缔造，又有哪位将军能够真正享有这份太平呢？

在军委扩大会议落幕之后，邓华被遣返回沈阳，继续承受批判与斗争的洗礼。中央军委随即派遣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批邓领导小组，进驻沈阳进行指导。到了1960年5月，邓华在四川省被赋予了副省长的职务，主要负责农业机械的管理工作。传闻中，毛泽东曾言：“邓是彭的人。”然而，邓华与彭德怀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异。

邓穗那时的年纪还只是十岁上下，对于父辈的起伏沉浮，他自然难以有深刻的理解。在他的记忆里，更多的是生活中那些表面的变迁。他记得，“我们家从沈阳搬到北京，还没住满一年，又迁徙到了四川。到四川后，父亲便将那些伴随他多年的黄军装翻了出来，全部交给母亲，让她拿到洗衣店染成黑色，连帽子也不例外。”他犹记得，父亲给孩子们的家训是：每个人都要掌握一门技艺，不可依赖父母；做人要谦逊低调。

在四川的下放期间，邓华亲笔抄录了毛主席的著名诗词《沁园春·长沙》。

‘太平盛世，本是将军所创，哪有将军能安享太平。’想象他那时的心境，便能感受到他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然而，对于工作，他依旧秉持着极端的认真态度。事实上，那时四川主管农业的书记以及农业机械厅的厅长均为省委常委，而父亲不过是名义上的副省长，本应退居二线。即便如此，他依然勤奋学习，钻研诸如《发动机构造原理》、《拖拉机驾驶员手册》和《农业机械化讲义》等书籍。他不仅学会了驾驶拖拉机，还能熟练操作脱谷机和插秧机。我犹记得小时候，他时常带我前往农机厂。他不畏艰辛，跋山涉水前往各地县，父亲在四川前三年走遍了150多个县和几百个公社，撰写了大量的调研报告、规划及措施。他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大量资料和数据。他的作风依旧如昔，深入基层，切实解决问题。当时省里领导在大会上提到，邓副省长虽在四川任职时间不长，却深入基层最多，了解情况细致入微，其他领导也应多加效仿。

虽与彭德怀咫尺之遥，然终未再谋面。毛泽东特批，邓华获释。

1965年，彭德怀肩负使命抵达四川，担纲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他被安置于永兴巷7号，而邓华的居所则位于前卫街44号，二者相隔仅有步行十几分钟的路程。然而，尽管距离如此之近，他们却未曾谋面，更别提偶然相遇了。

在我们家族的回忆中，提及“文革”那段岁月，总是避而不谈。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满载着血与泪的深重创伤。批斗、陪斗、抄家、劫掠、关押，人格的凌辱……连母亲也不幸被拘禁，我们这些孩子也被迫参加学习班。记得有一次，父亲被不明派系的红卫兵小将掳走，我们一无所知他身在何方，几日音信全无。后来，母亲说，唯有求助于梁兴初。在朝鲜战场上，梁兴初曾是一位英勇的将领。38军军长，当时正担任四川成都军区司令员。正是他亲自出马，拜访了红卫兵的领导，强调这位是我的资深首长，曾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为祖国和人民建立了显赫功勋，要求他们务必将其归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得以探知父亲的下落。”

昔有一志愿军退伍老兵，在一场批斗会上目睹昔日司令员，情难自控，泪水夺眶而出。邓华当时正与李井泉、廖志高、杨超、赵苍璧等众位同僚一同跪坐在地，胸间被悬挂一硕大木牌，上书“反革命分子邓华”字样，而“邓华”二字的上方更赫然画着一只醒目的大红叉。

1968年10月，邓华再度在亲人面前“消失”。询问之下，回应却无一例外地是“不知情”。实则，邓华正身处北京人民大会堂，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传闻称，在八届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中，被冠以“叛徒”、“特务”、“里通外国”以及“历史问题”的标签者，竟高达总人数的71％。依照党的组织准则，中央委员的出席人数须超过半数方为有效，故此，作出“解放”部分中央委员的决定。正是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点到了邓华的名字，由此，邓华被选为“解放”干部之一。

在那动乱的“文革”岁月，众多文人因一时冲动选择了跳楼或投河自尽。我想，父亲之所以能挺过那段艰难时期，或许正是因为他曾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他常说，“哪有将军能享太平”，以此来自我安慰。然而，他亦告诫母亲，要尽量减少向孩子们讲述那些复杂的斗争历史，因为他们尚且年轻，暂时难以理解其中的深层次，否则可能会对他们对党的感情造成不良影响。

进入“文革”的尾声，社会上开始流传各种言论与传闻。我曾向父亲询问过他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是真挚的。在红军时期，若没有主席的领导，红军恐怕早已不复存在。他从未有过“主席，您误会我了”这样的想法，也从未敢有过这样的念头。若有问题，那都是我个人的过错，应当自我反省。哥哥对此的评价是：“你的这种忠诚，未免太过愚昧！”然而，他们那一代人正是如此，对党和领袖忠诚无比。

在1976年的夏日，我们一家人的温馨瞬间定格于这张合影之中。画面中，位于前排右侧的是邓华，而在后排的右侧，则是邓穗的微笑身影。

在人生的旅途中，她仅度过了短短十年的安宁时光。临终之际，她最为牵挂的，莫过于那平反通知是否已准确无误地传达至她的耳中。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一些老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军委和老帅们提议：让邓华回部队工作吧。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赵紫阳和秦基伟出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时，曾分别向邓华透露过：要你回部队工作，你准备着吧。

1977年8月，邓华再次踏入了军旅生涯，荣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及中央军委委员之职。正如他当年赴四川任职时那般，邓华立刻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他的儿子邓穗回忆道：“父亲搜集了众多军事著作及各类资料，一旦着手翻阅，便难再放下。令我惊讶的是，即便年近古稀，父亲仍能熟练地背诵大量数据，诸如双方作战飞机的活动半径、坦克的装甲厚度以及火炮的破甲能力等。我们曾劝他，年事已高，无需如此劳心劳力，他却回应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尽管邓华已被分配了职务，然而他尚未获得平反昭雪，仍旧焦急地期盼着那封平反通知的到来。1980年5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了《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通知中指出：“经过复查，1959年对邓华同志所定错误性质不当，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邓华同志所进行的批判斗争及撤销职务的决定亦属错误……现对邓华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其名誉。”然而，当这封至关重要的报告送达邓华手中之际，他因病已入住上海华东医院。

邓穗感慨地说：“遗憾的是，就在1980年5月，父亲不幸感染了肺炎，并发症也随之而来，而且病情急转直下。我急忙赶到医院，看到父亲躺在床上，病情如此严重，心中不禁充满了悲痛：您等待了十七年，终于重返部队，却不幸病倒，令人惋惜。”

当父亲陷入昏迷之际，他的口中不断重复着：“我就是不死，无论打击还是争斗，我都不会倒下，我就是不死。”在临终前几日，父亲的意识有所恢复，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询问：“我的平反通知书送达了吗？”我告知父亲，中央军委的平反令已在军事科学院的会议上公开宣布。父亲听闻后眼中泛泪，接着他叮嘱我记录下来，表达对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以及党的感激之情。他说：“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战士……”听着父亲艰难地吐露这些，我不禁泪流满面。

邓穗感慨道：“我父亲的一生，自17岁入党，1928年，年仅18岁的他毅然投身红军，踏上了井冈山的革命征程。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他英勇奋战；在古田会议上，他积极参会。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他未曾缺席，长征的征途，他也勇敢走过。抗战时期，他参与了平型关战役，为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立下赫赫战功；解放战争，他四次攻克四平，攻克锦州、天津，从东北的白山黑水一直打到祖国的天涯海角；最后，他又回到战场，参与抗美援朝，直至1953年，那时他43岁。然而，到了1960年，他50岁那年，却遭遇了不幸，只享受了短暂的7年和平，便被剥夺了官职，逐出了军队。17年后，他得以重返部队，遗憾的是，不到三年，他就与世长辞，享年70岁。总计起来，他的一生，实际上只有10年的和平时光。”